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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里的欧洲》试阅:雅典

雅典

公元前387

我们在雅典停留两站,因为它曾是两种不同意义上的文明中心。这不是唯一一个让我们如此选择的地方,罗马、伦敦和巴黎,所有停留两站的城市,都有两种不同的悲伤。

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在讲述悲剧的同时,将悲剧之后开始兴起并流行的一种文化称为与酒神相对的太阳神文化。这是悲剧时代之后的时代主题,在公元前四世纪达到顶峰。它清明、睿智,也冷淡、超脱。它是预言的智慧,但不是拯救的智慧。

它就是哲学。

雅典盛衰

沿着卫城小路从山顶走下来,我们也从雅典的辉煌走下来。在北坡可以见到一大片荒僻的园子,这是雅典的公共会场阿格拉。阿格拉是雅典的政治的中心,在雅典历史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是雅典公民参与政事的地方,是公共空间,是政体孕育和变革的场所。它在卫城脚下,城市中央,有广场、檐廊和小型神庙。它比卫城还要荒僻,如今已少有几座建筑仍然存留。

夕阳的光勾勒残垣,余辉犹存,但温度不再,折断的柱子突兀地延伸至远方。

雅典经历过辉煌的顶峰,但在公元前四世纪之后开始江河日下,公元前四世纪的雅典强保有地位,但和公元前五世纪已不可同日而语。这是雅典作为欧洲中心的最后一段时期。

同它的兴起相似,雅典的衰落也是战争与政治交缠的结果。

战争原因是伯罗奔尼撒战争——雅典与斯巴达争霸,以雅典失利告终。斯巴达是希腊的另一个盟主,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中央,自古就以军事强大著称。在上次讲到的希波战争中,正是斯巴达领导着伯罗奔尼撒联盟发起了对波斯帝国的坚决阻击。斯巴达人只有三百名战士和八百名奴隶,却在数十倍于自身的对手面前无所畏惧,直到最后全都死在温泉关的沙场。正是这样一个城邦,成为雅典对希腊领导权争夺的最有力对手,雅典在盛极一时之后,骄傲气盛,大意轻敌,贸然进犯,最后以失败告终。这也是可以想见的。

而政治原因则来自民主。雅典在公元前五世纪经历了有史以来最开明的领袖伯利克里,他是伯利克里政治家族的后裔,思想开放,领导有方,热爱艺术,资助建设,领导了帕台农神庙的建设,雕塑家和诗人也正是在他的资助和庇护中创造出最杰出的作品。但是在他卸任之后,雅典的民主政治却逐渐陷入无头绪的状态,越发变得平庸和不稳定,以至于最后在无形中衰落下去。

这就是雅典的标签:民主政治。

政体

 “民主”一词来自希腊。今天的我们常常对民主有一种误解,以为民主是公民共同当家做主。其实并不是。这只是古希腊式民主,全民参与民主。现代民主从希腊民主脱胎,但其内涵已经全然不同。现代民主的核心是公民自愿将判断权交由少数人,由几个被选者代替大家做决定。

希腊民主是真正的全民参与,每一个公民都要讨论,开会,担任公职,不参与都不行。所有官职由公民轮流担任,每次任期一年,职位抽签决定。雅典人定期召开公民大会,每个区域派出自己的代表,五千人的大会喧闹吵嚷,辩论不休,辩论术一时鼎盛发达。


在中国古代,无论是古典的春秋战国,还是王朝鼎盛的唐宋元明,政体观念基本上始终是一致的。要有王,要有臣,要有百姓。差别的只是王行事的方式和臣选拔的方式。然而在欧洲,从古希腊开始,政治体制一直是一个重要的的问题。要不要有王,要不要有臣,都是上千年争论无法定夺的问题。

早期希腊的每一个城市就是一个小国家,每个城邦都经历过父亲-组长-部落首领-国王的发展脉络,正如在中国,自然而然地发生,可是在某一个阶段,城邦几乎或早或晚都进入了另外的政体中。王制常被推翻,也许是大家族领袖共同进行领导——这叫做贵族政治;也许是出现贫富分化,一小部分新兴富人联盟领导——这叫做寡头政治;也许是公民势头迅猛,夺得选举和行政权——这叫做民主政治;也许是某一个人从混乱中站出来,篡位统治所有人——这叫做僭主政治。总之是不稳定,政体常常变换,国王也曾重新登场。

亚里士多德曾在《政治学》中对此有所界定:一个人领导的,合法的叫君主,不合法的叫僭主;少数人领导的,合法的叫贵族,不合法的叫寡头;大多数人领导的,合法不合法都称为民主。

大多数人领导——这是民主政治的最早形式,也是我们心中对民主最直观的感觉。它不是今天的宪政民主政治,但它是今天民主最初的种子。

理想国

阿格拉曾经如此热闹,今天看到的荒烟蔓草,过去是喧嚣无敌。这里聚满商人、哲人、法律专家。他们在熙熙攘攘地穿梭,社交娱乐,观看体育游戏,哲学家携手散步,演说家在柱廊下发表演说——斯多葛学派的名称就来自柱廊“Stoa”——当然,更重要的,也要在这里执行政务、审判并决定放逐。陶片放逐是雅典的创意,公民将陶片投入罐子,决定一个人的命运是否永远被隔离。那时候的一切,都由众人共同决定。

公民大会有什么不好?现代民主为什么不再采用雅典的形式?

也许,最明确的答案可以用《联邦党人文集》中的一句话给出:“在所有的立法组织中,组成它们的人数越多,能够在事实上引导它们会议进程的人就越少。”这非常尖锐地给出了直接民主的弊病:当每个人都试图说话,就没有人能被聆听。

实际上,大众的民主的危险在古希腊时期已然被察觉,只是没能被避免。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清楚地比较了上百城邦不同的体制和历史,发现大众民主非常容易导致暴民,然后在混乱中由个人领袖僭主篡位登台。而柏拉图更是在他之前就在《理想国》中对此作了更诗意的阐述,他用假想的国家形式,将所有体制穿入逻辑的脉络,直通悲壮的没落。

柏拉图的假想之国经历五个阶段——五个假想的、按照逻辑推演的阶段。这些假想并非描述现实,但却包含着令人惊异的现实。

第一个阶段是哲学家-国王的理想阶段,国家由有智慧的哲人领导,按纯粹规律治理;但是由于不能保证哲人的后人仍是哲人,风气总会变异、堕落,只靠着对清高荣誉的看重还让人一板一眼地规矩,这是荣誉的社会;然后风气会继续松动,保守清高的官员要面对妻子的揶揄:真是没本事,不能为自己争取,他们的儿子会鄙视父亲,会转向财富,会觉得赚钱比守着假清高真实得多,这是爱钱的社会;而后则是出生在富裕中的一代人,除了自由什么都不想要,前一代人因为爱钱,至少还保留着节俭的习惯,而这一代人则已经全然不在乎,丰富就够了,受不得一点约束,这就是雅典所经历的自由、丰富、民主时代;这种时代炫目,却不能一直延续,因为受不得一点约束,所以对任何秩序只会不满,于是很容易陷入暴乱,暴乱中又不能认清真理,于是最后让某个个别政治家上台,在反抗奴役中奴役了所有人。然后国家就衰落了。

这是两千五百年前之人对一个国家五代的假想推演。有时候,越远的东西离我们越近。

尼采所界定的太阳神文化正是以苏格拉底为代表的希腊哲学。苏格拉底强调要走到世界外面,看到永恒的理念。尼采反对哲学的理由在于它不能忘我地体验生命,但这并不意味着哲学不够深邃。只是两种理解的方式:哲学要静观,悲剧要体验。

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公元前404年,雅典和斯巴达战争结束。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被雅典公民投票处死。公元前387年,柏拉图在雅典成立了流传千古的柏拉图学园。

世界上最悲伤的事情也许莫过于预言了危险,却不能避免。柏拉图的眼睛就像忧郁穿透命运的灯塔,他的逻辑和知识并不难阻止混乱的发生。雅典按其预言,后来陷入平民暴动,僭主从中脱颖而出。公元前323年雅典被马其顿占领,此后整整两千五百年未曾重树辉煌。在今天的阿格拉园子里,我们能看得到罗马雕塑、拜占庭教堂、土耳其寺庙,尽管都已损毁,但仍能窥见当初占领时分的飞扬跋扈。树立与倒塌之间,雅典两千年换了一个又一个主人,只有智慧的余音在黑夜的卫城上空飞旋,歌唱着从前曾经盛大。

希腊哲学繁荣在雅典开始由盛转衰的时分,它是雅典之盛的顶点,也是雅典之衰的起步。它是夕阳下最后一抹金光,是雅典奉献给世界的无限的余辉。

《法篇》

【古希腊】柏拉图(公元前四世纪) 王晓朝 译

柏拉图的《理想国》是最为人所熟知,也是争议性最大的作品,它是柏拉图的代表作,但我们在这里并不介绍《理想国》,而是介绍柏拉图的另一部作品——晚年的《法篇》。

与《理想国》相比,《法篇》更成熟,更复杂,包容性更强。它同样讨论了城邦的制度、教育、法律,讨论了人性,讨论了国家,但与《理想国》不同的是,《法篇》虽有应然的成分,但更多是实然的成分,它借雅典人之口纵观了历史长河,为现实政治写出了现实政治家所无法看清的历史必然和政治核心,今天看起来仍然震撼人心。

“(波斯人的共同体)在不断退化。其原因在于普通民众的自由太少,君主的权力太大,从而使他们的民族情感和公共精神终结。由于它们的消失,权柄们关心的不再是他们臣民的共同利益,而是他们自己的地位。只要认为对自己有一点儿好处,他们就会把国家的城市和民众投入烈火,使之荒无人烟,于是人们野蛮地相互仇视,深怀敌意。另一方面,当需要民众组成军队保护自己时,他们在民众中找不到忠诚者,也没有人愿意在战场上为他们冒险,在理论上他们的军队成千上万,但实际上人数再多也不起作用。……他们的愚蠢被迫表现出来,因为他们的习惯行为表明,整个社会对名声和荣誉的尊重与金银财宝相比只是一个玩具。”

“一个党派监视着其他党派因妒忌而策划的叛乱,因为叛乱者认为取得职位的那些人过去作恶多端。这样的社会,我们当然不会把它视为法治国家,就好像法律若不是为了整个共同体的共同利益,就不是真正的法律一样。我们说,为一个党派做事的人是党派分子,而不是公民,他们所谓的公民权力是空洞的陈词滥调。我们这样说的理由是,你我都不愿把你们社会中的职位授予那些只为自己财富打算,或只为自己占有某些利益的人,比如力量、地位或家庭。”

《政治学》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公元前四世纪)吴寿彭 译

亚里士多德总是包罗万象的,他开创了教科书式的写作风格,按逻辑分类,确保无遗漏,再分门别类讨论每个门类的特点和区别。

对于政体,亚里士多德跟随柏拉图的区分方法,正式定义出五种政体类型,列举了数十个城邦的实例,分析优点和缺点。整个过程读下来,确实有一种深入的细致无余。亚里士多德热爱中道,他的写作永远不像柏拉图那样诗意,但他永远会是入门必读的教材典范。

“公民们都有充分的资产,能够过小康的生活,实在是一个城邦的无上幸福。如其不然,有些人家财巨万,另些人则贫无立锥,结果就会各趋极端,不是成为绝对的平民政体,就是成为单纯的寡头政体;更进一步,由最鲁莽的平民政治或最强项的寡头政治,竟至一变而成为僭政。僭政常常出于两种极端政体,至于中产阶级所执掌而行于中道或近乎中道的政权就很少发生这样的演变。”

《悲剧的诞生》

【德】尼采(1844-1900)周国平 译

这本书实在太出名,出名到我几乎不用去介绍。它是尼采早期的作品,给了尼采名声,也奠定了他后来的方向。古希腊的悲剧精神在德国文化中的绽放也许就是所谓民族性格使然。

尼采细致区分的太阳神和酒神的精神差异,实际上是创作和生活的两种态度。一种是雕塑家一般的静观,一种是音乐家一般的沉醉。悲剧的杰出在于二者的统一,而我们的渺小在于二者皆不能。

尼采不喜欢苏格拉底,而只有读了悲剧,才会觉得他是有道理的。

“存在才是这部艺术喜剧的唯一作者和观众,是它替自己准备了这永恒的娱乐。唯有当天才在艺术创作活动中同这世界的原始艺术家融合为一的时候,他才能窥见一点艺术的永恒本质;因为,在这场合,他才象神仙故事所讲的魔画,能够神奇地翻转眼睛来看自己。这样,艺术家既是主体又是客体,既是诗人兼演员又是观众。”

“我们只须看看苏格拉底格言的恶果,他说:‘德即是知,犯罪是由于无知,有德的人定是快乐的人。’悲剧的灭亡就是由于这三个乐观主义基本公式。”

《古代城邦》

【法】库朗热(1830-1889) 谭立铸 译

这是一本探讨历史起源的书,作者写作的时候,只是一名中学教师,但它的影响远远不局限于中学。

它所叙述的时代是我们所关心的雅典黄金时期以前的时代,它要解释的也正是这黄金时代的由来。希腊城邦的公民权利与民主并不是凭空而来,它也是由家庭、部落和宗教团体发展过来,与这些团体并不冲突。宗教并不是妨碍公民政治的阻力,相反,它还是助力。

这是一本娓娓道来的书,作者有着教师特有的亲切。他纯粹因为兴趣,自己寻找文献,做了细致的研究。书一出版就成为经典,直至今日。

“在古人之间建立社会关系殊非易事。欲赋予他们某种共同情感,以公共理性取代个人动机,那必得有某种比自然力量更强大的力量,某种比私利更值得尊重的利益,某种比哲学理论更确定的认识,某种比契约更牢固的共识,这种东西须是在人心中根深蒂固的。

那就是信仰。”

“君王并非就是善的,僭主并非就是恶的。它们之间的分别在于宗教。古代的王者行祭司职务,权力与圣火相连。而后世的僭主只是政治首领,他们的权力来自武力或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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