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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一九八四》试阅

第零章

有时候我宁愿相信,人生的诸多不顺,只是因为最适合你的那条路尚未出现。

人最终要走上一条由自我意志推动的路。那种自我意志你可能一时看不清,却能感受到它和周围磕磕绊绊的摩擦。摩擦越剧烈,人就越痛苦。而你越痛苦,就越说明周遭处境和你的意志之间不匹配。于是你不得不改变你的处境。很多时候,是痛苦而不是欲望,推动着你在一个个处境之间跳来跳去,直到最终安定下来。在那之前,你不知道要往哪儿走,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捉住,不知道在哪儿撞墙死掉,但你知道,不动是无论如何不成的。

当你停下来,你就成为了你。那时你才知道,一切纠结,一切转折,都只是自我意志在拣选它的归宿。

今天我终于能回忆一些事情了。想起它们也没有那么不快乐了。一旦不再从那些事情中希求什么,它们看起来也就没有多严重。其实它们确实没多严重,是我一直以来对它们要求太高了。

我清楚我目前的口吻和态度仍然不是最终唯一确定的。此时的我在更改过去的我,未来的我又会更改此时的我。一个一个我在时间的轴线上将不断自我否定,再自我生成。我只能用现在的口吻将这一切草草记下来,然后对自己说,你看,你自己,或者说是我自己,就是这样生成的。

第一章

我生于一九八四。

后来我才知道,很多事情是从这一年开始变化的。在我出生前半年,爸爸第一次考虑到辞职的事。最初是一个叫王老西的人鼓动爸爸,让他跟他们一起去做乡镇企业。王老西特意跑到城里,找了个小饭馆请客做游说。爸爸并不想去,但一直耐心听着。让爸爸有点动心的,不是他们计划中要做的事,而是王老西的一段话。

王老西大致是这么说的:沈智啊,你也是个聪明人,我从当初你们一来就看出来了,你跟别人不一样,你脑子活,有见识。你说你这么聪明,一辈子就这么不上不下地在厂里耗着,能甘心?你能看不出来现在是什么行情吗?人家南方人早发家致富了。远的不说,就说近的“大邱庄”,不也富了吗?咱也得想想富的招儿。现在就是“无法无天”的时候。谁敢干,谁就有出路。当然啦,我不是让你犯法啊,我说的“无法无天”,是说好多事儿还没有“法”,没有“法”管着,就没有“天”压着。

就是这句“无法无天”触动了爸爸。触动了他的记忆,好的记忆,坏的记忆。一直过了好多年,当他听说王老西入狱的消息,心里还回响着这句话。

王老西又说,现在这事儿虽然没人说能做,但也没人说不能做不是吗?那就能做!

……我还得回去打听打听,爸爸说。他坐在桌边上用筷子轻轻敲着碗边。

嗯,嗯,打听打听,考虑考虑,王老西又给爸爸夹了一块肉。

你回头给我写个书面材料吧,我问问我们厂长,爸爸说。

王老西想要的很简单,他想找爸爸的厂子借技术和设备。王老西家在附近城市的郊县。爸爸年轻时下乡,在王老西家的村子插队,跟王老西关系很不错。王老西跟爸爸年纪相仿,是村子里的孩儿大王,打鸟下河样样冲在前头,爸爸在村里的时候,自然和他很玩得来。他们在村子里搞了个小加工厂,做化肥,起了个红火的名字叫进宝。说是乡镇企业,但也是这一年才改的称呼,之前叫社队企业,再往前就是大队。大队从七八年就开始买配方、做化肥了,那时候爸爸还没回城,还跟他们短暂地干过一段时间,因此也算是老工友了。于情于理,爸爸都应尽力帮忙。但他唯一顾虑的是他们厂能不能答应。

这事要是能成,咱两家都有好处,王老西说。

话是这么说,爸爸说,但这事我也做不了主。

我知道,我知道。

其实你应该找谢一凡,他爸是管事的。

王老西讪讪地摸了摸头。我知道,但人家小谢是文化人,我跟他不熟。

嘿,爸爸用筷子敲他手道,说我没文化是吧?

嘿嘿,嘿嘿,王老西也不否认,回头这事儿要是成了,你来我们厂当厂长吧。

爸爸吓了一跳。我?

啊,就是啊,王老西一本正经地说,你在你们厂也就是个技术员,科长可能都够呛吧?来我们这儿当厂长,将来真赚了钱,不会亏了你的。

我哪行啊!爸爸连忙推托道。

怎么不行!你跟村里人都熟,这才走了没两年,回去还亲切。村长还总说让你有空回去坐坐呢。再者说了,你原来就教那些小孩认字算术什么的,现在这帮小孩长大了,弄厂子就是这帮小年轻,你去当厂长,他们肯定服气。我们要是这回引进成了,工人是不成问题,就是得有个懂技术的人来管着。

爸爸听着,沉默不语。

王老西凑近了说,你没听说过温州那儿……

王老西刚要开始长篇大论讲故事,爸爸就抬手制止了他。他知道王老西这几年出了村子,常在外面各处活动,听来不少真真假假的传闻,有不少致富故事很蛊惑人心。但爸爸那时要考虑的事情不在这些上面。他要衡量的不是出去赚钱的收益有多大,要顾虑的也不是赚钱的风险有多大,而是另外一些、更困难的抉择问题。他低头对着空碗,几乎从碗底看到未来的两难。他止住了王老西的故事,不让其打扰自己的思虑。他觉得那些财富故事都是现成的,以后有需要他自然会听。而现在走与不走,不取决于它们。

正午十二点,饭店里陆陆续续进来许多客人,棕色木圆桌旁开始坐满人。碗里的阳春面都吃光了,土豆烧牛肉也只剩下了葱蒜。两个人面对陆陆续续进来找不到位子的客人,实在不好意思再坐下去。于是付钱,站起身,走到门口。

有件事你还不知道,爸爸在门口对王老西说。

嗯?

我媳妇儿怀孕三个多月了。

哦,好事啊!王老西伸手抱拳说。恭喜恭喜啊,老弟!

呃,不是,我的意思是……爸爸说,我现在做事得稳当点儿了。

啊,知道知道,理解理解,王老西连忙说,那我不打扰了,你赶紧回家陪嫂子吧。下周我再来找你,有什么消息你也可以打电话到我们村儿邮局找我哈。

爸爸看得出来,王老西一点也不理解。

分手之前,爸爸推起二八车,回头,在日光里又看了看王老西。王老西留了个小分头,白衬衫左口袋里插着一副黑漆漆的墨镜,穿了一条喇叭裤,向他招手,像溜冰场里的小混混,却又看得出混不吝的冲劲儿。这种气息让爸爸想起了自己年少的时候。爸爸自己已经规矩地上班上了快三年,从未赶过时髦,每天一身工服,下了班就回家吃饭看电视。他已经很久都没有想起以前的事了。王老西看上去比他年轻很多。这种感觉在他心里撞了一下,摆过去,又撞了一下,来回,像钟摆。他忙转头,蹬上车子走了。

回到厂里,午休时间还没结束,车间里一片寂静,工人们大多回宿舍睡觉了。阳光透过厂房高高的气窗射进来,看得见斜向下的光柱和飘飞的小灰尘。光照在机床流水线的表面,让灰绿色锈迹斑斑的机器像皮毛发亮的动物、低头蛰伏的兽。他穿过厂房,走向小休息室。洗手池前有两个女工一边洗饭盒一边聊天,在“节约用水,人人有责”的红色大字之下开着水龙头,在汩汩的水声中专注地咬耳朵说话。爸爸经过她们,她们谁也没有回头。

爸爸走进休息室,看了一眼身后,关上木门。休息室里每个工人都有一个铁皮小柜子,可以放点吃的、杂物、零钱,爸爸放了个日记本。他很少写,但喜欢放在那儿。只有没人的时候,他才会把它拿出来。

爸爸坐在窗边的木头长椅上,用铅笔在本子上写下笨拙的小字:

1984年4月4日。

他身子往后一靠。这数字让他有点惊吓。已经到4月了。这就意味着,还有十几天,他就该过生日了。他每天过得雷同,几乎不会注意日子在流逝。当铅笔在粗糙的纸页上划下4的笔画,他感到一阵不同寻常的悸动。竟然已经4月了,还有十几天他就三十岁了。

爸爸头靠着窗框,长长地吸了一口气,又慢慢呼出来。他理智上觉得数字都没有意义,这一天和下一天没有什么区别,但他情感上还是很受震动。他尽力呼吸,让自己平静下来。三十而立,而立之年应当有所不同,他从很小很小的时候就这么想。三十岁就像是一个坎儿,跨过去的前一秒和后一秒似乎是不一样的。那时候三十岁看上去还远得没边儿,现在却已经刷一下就到了。

他本来只想记下来王老西提供的计划。可是这时候却突然都不想写了。与他的焦虑烦躁相比,什么计划都是小事。他想起十几岁时的年少轻狂,想起后来在乡村的苦闷郁结,感觉周围的空气都变得滞重起来。他原先想象的回城生活不是这样。他呆坐着,头有点沉。起初没太注意的气味,混杂着机油味、没散去的人体汗味和中午余留的饭味,从四面八方侵入,午后凝滞的光线和流水线混在一起,也显得浑浊了。

他突然又提起笔,在纸上写下:

我想去外面看看了。

写完这句话,他感觉到一种释放的轻松。原来如此,他想,刚才是我太紧张了。这句话似乎将前一瞬间的沉郁一扫而光,给所有焦躁提供了解答。他长出了一口气。

在那一刻,他没有来得及分辨自己不安的来源。他隐约触碰到他不愿触碰的东西。那些不安一直都在,他只是一直避免去想。在他十几岁的时候,他并没有想到自己这么快就到了三十岁。就像从十几岁进入一个梦,梦醒了就到了三十岁,中间的日子一阵恍惚就过去了。他早些年成分不好,跟革命队伍喊着“革命接班、脱胎换骨”的口号摇旗下乡,一去十多年,回城之后,世界全变了,之前的恐惧和亢奋像被人遗忘了,而他的生命似乎就这样到头了。他在厂里上班,流水线,三班倒,没有变化,只等着退休。他不知道一切是怎么变成这样,他还想追问过去,可是周围的人三缄其口,已经谁都不提了,就像一切从来都没发生过。他怕自己一直这样下去,在生锈的轨道上走到终点。他想摆脱这突然降临的、因记忆和现实而产生的不安。这些东西埋得太深,他不愿碰。

整整一个下午,他都在烦躁中度过。笔记本上的抒发给他带来一瞬间的轻松,但却不能延续下去。他又想了好一会儿到底要不要走,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虽然还不清楚要去哪儿,但他需要离开。他要在一切还未注定的时候做点什么。

他弄废了两个合页——他们厂做电冰箱,他们车间做冰箱门上的合页——铁片放入冲床卡槽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就没放好。虽说他们管的不严,也常有废件,但他还是被来回巡岗的老师傅说了一顿。一个人的恍惚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隐蔽,往往是清清楚楚写在脸上的。好容易熬到下班,爸爸把工服往小柜子里一扔,大步跑着,去隔壁车间找谢一凡。

谢一凡正往外走,夹在下班的人群中,个子高,很显眼。

爸爸一眼见到就迎上去,却在距离他两米的地方停了下来。

谢一凡身边是他的妻子,瘦瘦白白的吕晶。谢一凡一只手轻轻搭在吕晶后腰上——只是护住,指尖几乎将将碰到吕晶,另一只手在吕晶身前开路,挡住有可能无意撞来的其他人。吕晶一只手拎着一个绿色尼龙布袋子,另一只手撑在后腰上,身体微微后仰,顶着已经明显凸起的肚子。他俩走得比其他人慢,谢一凡表情严肃,眼睛一直看着正前方的地面,离爸爸很近都没看见他。

这一幕让爸爸突然冷静下来,他想起中午的顾虑和刚刚忘掉的东西。

一凡!爸爸叫了谢一凡一声。

沈智!谢一凡看到爸爸,停下来笑着打招呼。

爸爸看看吕晶,又看看谢一凡,觉得在这人流中几乎无法开口,于是问,一凡,你今儿晚上有空吗?我有事找你商量。

有啊,谢一凡挺高兴的样子,我现在陪吕晶去趟医院,估计六点多能回家,七点半也就吃完饭了,之后都没事,你来吧。

吕晶细眉细眼,微微笑着问,嫂子她身子还好吧?

哦,啊,还行吧,爸爸有点不好意思地挠挠头,看看四周。

回宿舍的路上,爸爸的心境和下午已经有所不同。躁动的心境被慢慢冷却,不再沸腾,留下一种淋湿后被风吹过的瑟瑟然。刚刚他所见的画面中有某种细小的、不易察觉的东西,猛然之间蹦入他的眼睛,让他心里突然一疼。也许是谢一凡脸上谨小慎微的表情,也许是他在吕晶腰上似搭似不搭的手指,也许就是他们在一起的样子,让爸爸想起妈妈。爸爸察觉到他心里细微的愧意。他觉得自己从来就没像谢一凡照顾吕晶那样精心照顾过妈妈,也许自己从来不像谢一凡喜欢吕晶那样喜欢过妈妈。

爸爸在胡思乱想中向宿舍走去。他和妈妈没有分到房子,挤在男工宿舍楼的一间屋里,本是两个男工一间,但单独腾出来几间,给没有单元房的年轻小夫妻过渡。宿舍楼在大院的一角,连片的灰黑色三层小楼,有些年头了,铁窗框上锈迹斑斑。

爸爸和妈妈结婚一年多,但其实认识有十几年了。下乡插队在同一个村子,当时从本市先后去的有七八个人。爸爸瘦高俊朗,妈妈矮胖,长相平凡,本来没有交集。下乡的第三年,爸爸和同去的另一个叫于欣荣的女孩恋爱了。于欣荣父亲是五十年代大学生,出版社编辑,虽然不是什么权贵,但也一直有种知识分子的傲气。运动之后被批得很惨,家里也惶惶然。于欣荣还有一姐一弟,她主动申请下乡。当一件立功的事来做,却耐不住乡村。总觉得自己跟周围人不属于同一群体,不管是村里老乡,还是一同下乡的的同伴们。因为从小跟着家里读过书,自认为见识比别人多,性子骄傲,不服管束,给人一种叛逆的感觉。在辛苦劳作的乡村,这种骄傲很醒目,一种自由肆意的气息吸引了爸爸。他忍不住在人群中看她,发现她也看自己。如果有他在场,她和同伴说话的时候声音故意提高,有一种挑衅的气质。

一次批斗会上,于欣荣恰好站在旁边,在她身旁是妈妈。爸爸偶尔侧过头瞥她们一眼,总是刚好遇到于欣荣也侧头看他。她脖子上扎一条红纱巾,比谁都鲜艳,引人遐想。周围人在吵闹地抬头看台上,无暇顾及身边的事情。

台上是从前的村长,老子儿子三个,正在跪着挨打。造反派占领大队之后,从前的村长成了欺压群众的地主阶级、罪大恶极的牛鬼蛇神。几个知青也加入到造反派行列。造反派在台上喊着“还不交代你的罪状”、“狗日的地主,还敢狡赖”、“你们只有规规矩矩接受改造,否则只有死路一条”,然后是一顿鞭打,老人头磕地板,台下群众发出呼喊。于欣荣身旁的妈妈看得惊吓,踮着脚看着,全身颤抖,时不时用手捂住嘴,闭上眼。没有人注意到爸爸和于欣荣,周围的口号声淹没暗语。爸爸和于欣荣神思出离,于欣荣偶尔勾人一笑,像在问他敢不敢。在最吵的一刻,于欣荣拉了拉爸爸的袖子。爸爸会意,但面无表情。瞅了个空子,两个人一先一后从人群中溜走,于欣荣在前,爸爸在后。田野人影稀少,风吹麦浪,金色微有光泽。两个人来到小河边,河边有一棵树。

就这样,他们恋爱了三年,只有周围几个好友知道。那两年爸爸革命的心气开始冷却,他初下乡时还一心记着“积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动员口号,对劳动和改造都有热情,但很快就发现,改造只是说说,表现并没有作用,出身还是一切。他白天干农活,犁地扬糠、收麦挞谷子,晚上还要帮大队修缮朽坏生锈的水渠和水管,手脚来回磨破了多次。可他没能因辛勤获得任何承认,成分问题仍跟随他多年,几次招工机会都得不到推荐,赶上知青内部的批判还要再写出身认识说明。辛劳让他生出倦怠,倦怠生出怀疑,他开始不明白来农村的目的何在。一旦怀疑和退缩的情绪生成,再看周围人改天换地的吆喝就觉得疏离。前途渺茫与辛苦混杂,加重了厌倦。成年累月的斗争大会变得不堪忍受。

这种情况下,爸爸将精力转移至爱情。他和于欣荣相处得不错,许了天长地久你侬我侬的誓约,还规划了回城之后结婚的事宜。他们的爱情坚挺了挺长一段时间,那时候知青恋爱要受到批判,于是他们在多次被组织审查的时候缄默,坚守秘密,以为这样就万事无虞了。可谁知革命结束后,却不是谁都能回城。家里有关系的陆陆续续给孩子办了手续,革命中被批斗撤职的还未平反,迟迟不能解决。到最后谁都焦灼,只剩下四五个人了,却了无音讯。忽然听说村里有一个名额,推荐表现好的知青回去。大队先找到于欣荣。然后就没有然后了。那个晚上之后,于欣荣就消失在爸爸的生活中。爸爸受到人生最重大的一次打击。

村里仅剩下的四个大龄知青。又过了三年,爸爸和妈妈,默默地走到一起。是爸爸最先提出来的,妈妈都没敢想。她觉得爸爸什么都好,比自己好很多。而爸爸呢,在于欣荣消失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从愤怒中恢复过来,开始想到一些从前忽略的东西。他想起妈妈待人的温厚和无微不至,想起妈妈常带惊喜而无一点傲气的笑,想起妈妈在批斗会上的不忍心。能如此不忍心之人,想必不会狠心,爸爸想。

爸爸和妈妈八一年才回到城里,是谢一凡央其父亲在厂里挤出两个名额指标。那时候,谢一凡的父亲已经是厂里的副厂长了。爸爸妈妈像逃难时被大部队落在路上的两个流浪汉,相扶相携回到城里,走在路口时,陌生得几乎已经不认识家了。

刚回城的时候,爸爸满心怨恨之意,心里时常念着有机会一定要报复于欣荣。时间久了他想的也少了。偶尔他问自己,如果当时大队先找了他,他会不会一样背叛她呢。

也许也会,他想。

爸爸进楼门之前,忽然想起了妈妈前两天说过想吃苹果。他当时没在意,心里觉得太贵。此时在歉疚中想起来了,已经走上台阶又转身下来,决定去买一些。

二零零六年的时候,我在布拉格和爸爸谈起“无法无天”的事。

那是初春,大四最后一个寒假。我去欧洲看他。爸爸将他的店关了四天,带我在布拉格城里城外转,去了德国的三个城市,回程路上还去了维也纳。倒数第三天,我们坐在布拉格街头一间很普通的小店吃早饭,吃完早饭却懒了,阳光极暖,哪儿也不想去,就坐在小店里呆着。

谈起他当年的离开,爸爸说起他对这句“无法无天”的理解。

“我后来想,当初我对‘无法无天’有触动,倒不是真的想干什么坏事。”

他停下来,似乎在斟酌。

“我只是想换个环境,自己给自己立法。”他说到这里又停下来,“不过,这也是好多年后才明白。”

爸爸的话里,有一种晦涩的忧郁。他很少和我说他自己。我们这些年相处的时间很短,短到忽略不计,我几乎是在长大之后才像认识陌生人一样认识他。在我们有限的相处时间里,爸爸几乎不会谈过去的事,即使谈了,也是讲讲趣闻轶事。我并不确定爸爸说这句话时内心想到的东西。这句话像是小船上划开雾气,露出一抹航道,却没有全部风景。

“什么叫……”我小心翼翼地问,“自己给自己立法?”

爸爸迟疑了片刻,似乎在考虑怎样解释,但最后决定不解释。“也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自己……给自己立法。”他转而问道,“你怎么样?这几天看完之后有决定吗?”

“没。还没想好。”我说。

爸爸是问我想去哪家大学。这次到布拉格,是去看看德国奥地利那边的学校。大四快要毕业了,我的出路还没有定。申请出国是可能的选项之一,爸爸支持。我去听过几次宣讲,校园里的座谈活动,中介请来毕业生,短发抹着啫喱,眼眶上眼影发亮,坐在台上传授经验。我坐在角落里听。台上的嘴唇里吐出中英文,潮水高高喷涌,如鲸鱼喷出小鱼和海星,浇灌观众席的仰慕。我坐在干涸的沙子上。

我想知道爸爸当年为什么出走。那涉及到我心里解决不了的顽疾。我想继续刚才那句话问下去,问爸爸是缘于什么才这么说,但我不知道该怎么问。那必然涉及到我不知道的事。爸爸心里的事太多,有一半在我出生之前,另一半在他离开我和妈妈之后,那些事情对我来说都很遥远。他或许有些苦恼无法解决,又或许在为许多事情寻找理由。那些事情他从来没解释过。这些年,我和爸爸的相处,有一种互不干涉的共识。

我用小棒一圈圈搅动杯子里残存的最后一点咖啡,搅到后来,已经不想喝了。咖啡表面的奶沫在残存的棕色液体上画出细细的曲线,像过去的故事丝丝缕缕融入湿漉漉的现实。

我有四年没有见过爸爸了。他和印象中感觉不大一样,不知道是他变了,还是我变了。这次是我第一次觉得他也如此不快乐。爸爸坐在阳光里,戴着一顶棒球帽,压住他的白头发,让他看上去还很年轻。逆光使他的脸黑黑的,遮住皱纹和其他细节。帽檐在他脸上投下一半阴影,他的眼睛鼻子都隐在阴影里。他多数时候闭着嘴,嘴角微微向下,偶尔翘起一边嘴角微笑。爸爸的脸瘦长,法令纹特别明显,这让他笑起来的时候有一点玩世不恭,严肃起来的时候显得苦涩。我有时觉得,自己最像爸爸的地方不是任何一个器官,而就是这种突然变得苦涩的表情,也许只是嘴的弧度。

“爸,你说我该出国吗?”

“出不出都可以啊。这个要看你以后想干什么了。”爸爸说,“不过……我是觉得,出来看看没什么不好。看看外面,人的想法可能会不一样。”

爸爸的话让我心里微微一动,如风吹石块一瞬间摇摆。我凝视我们之间的流水,不知道能不能将其跃过。我和爸爸出国不太一样。他自己向外闯,风餐露宿,而我只要把简历交给中介机构,包装一份唬人的档案,花一笔钱买录取通知书,匆匆上几门课,糊弄到学期结束,旅游一大圈然后带着某某大学的文凭回去,就能以镀金的留学归国人士头衔找个工作。过程也许有点坎坷,结果也可能更悲观,但本质不外乎就是这样。

“可是我学校不好,成绩也不好。”我说。

“那怕什么。”爸爸说,“想出来总能出来。你看这边很多中国留学生,成绩还不如你,大学也不怎么样,出来念一年语言预科,最后也都申请进去了。”

“那也只是拿个文凭。”

“你不要小看文凭。”爸爸说,“有文凭你可以去做很多事。”

我看着爸爸的眼睛。这不是真话,我想。爸爸曾经讲到中国留学生在欧洲的事,那时候他的态度并不一样。他说一些中国学生十八岁高中毕业就出来,先上语言学校和预科,然后再进本科。父母不在身边,全靠自己,有的异常辛苦,有的堕落走歧路,有的介于二者之间混日子,不上不下毕业回家。一年年不断有学生涌出来,涌入全世界,未来将占据每个国家。爸爸说这些的时候,旁观、冷静、揶揄,语气嘲讽。他并不认同这个赚文凭的过程。而此时他似乎在两种态度中间找平衡,一方面不认同那种虚无,另一方面又似乎极为克制,不希望自己的不认同给我造成影响。也许涉及到孩子,人就不再直率,我想。

我不是很想出国,但除了出国,也没什么别的路好走。大四推研要求成绩年级前10%,我没有资格;考研之前犹豫了一下,就错过了报名期;找工作倒可以,但是大的招聘会已经过了,春天以后的机会越来越少。妈妈希望我在家门口找个工作,此后也可以继续住在家里,将来在家门口结婚生子,终老于家。可是我害怕那样。我几乎像逃跑似的来欧洲看爸爸,说是考察学校,实际只是想过个远离这种前景的假期。

“爸,”我抬起头看着他,“你当年到底为什么出国?”

爸爸似乎没想到我会这么问,愣了一下,在犹豫该怎么说:“不大好说。情况有点复杂。也不完全是我自己选的,当时有一件麻烦事。……而且我也没想到一出来就不回去了……我后来想法也变了好几次。”

爸爸的话在枯叶覆盖的水底迂回,我有一点明白,又不大明白。水波荡漾到思维深处,让心底的一些记忆从沉沙里浮起,上下起伏。我想开口,可是胃突然有点疼。

“其实你不想出国也行,”爸爸似乎看出我的心思,说,“你走自己想走的路就行。我都支持。”

我凝视着爸爸,又低下头:“如果我知道想走什么路就好了”。

如果知道想走哪条路,一切就都迎刃而解了。我就可以和身边人一样忙个不停,用一种世界要毁灭了我该如何拯救的严肃态度,讨论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实习经历在简历上写前面还是写后面,用谐音背单词好不好,企业编还是事业编。那该多么充实。想到这些我就有点忧伤。

我确实能感觉到什么,某种在我身体里像肿瘤滋生的东西。有时让人一阵激动,有时是说不清来源的恐慌。可是一切都还隐在暗中,看不出形状,如同豌豆公主被折磨辗转反侧,可翻不开那一百层床垫,就不知道是一颗豌豆。

坐到吃午饭的时间,我俩并不饿,胡乱吃了点,就开始闲逛。已经接近了我旅程的最后时分,只剩下几个地方还没去过。布拉格街头的大块青石、红色斜屋顶、小教堂门口晒太阳的猫、橱窗里的冰箱贴和咖啡杯,都有种与世无争的闲散。那种闲散与我的状态格格不入,让人感觉陌生。

我们往山上走,想去看城堡。山路蜿蜒,巨大的黄色石块层层铺向山顶,带一丝庄严的神秘。上山的途中路过卡夫卡博物馆。设计者把博物馆里弄得黑黑的,阴暗的空间,蓝幽幽的光照亮密密麻麻的文字。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弄,也许是想刻意表现卡夫卡的那种阴郁,或者表现“人被异化”带来的压力,总之是有种恐怖的气氛。我一直想象卡夫卡要是自己来了会是什么反应。也许会像K在小酒馆里对姑娘和她妈妈那样,瞪大了眼睛,既严肃又天真地问:“你们为什么要这样?”

有片刻我嫌累,几乎不想上去了。但到了山顶上我才庆幸,幸好上来了。山顶视野极好,让人见到双面布拉格。我从来没想到布拉格是这样的结构。风吹着额头,能看到极远处。山下的布拉格是恬静小城。全城的红房顶,像动画片里的世界,连绵的斜屋顶、散布的花园、偶尔耸立的教堂,随处是石板路小街、消磨时光的木头咖啡桌和摆着小盆植物的窗口。这些风景在山下走着看,不觉得有什么稀奇,此时却有一种不真实的轻悠感。山上的布拉格却是另一副模样。冷峻的城堡、森严的石墙、巍峨至天际的教堂。我去过不少教堂,之前去过,之后也去过。但布拉格城堡的大教堂仍是我见过的最震撼的大教堂之一。我也说不清为什么觉得震撼。它不是最大的,也不是最有艺术特色的,但是它的风格极为突出。它的墙壁有着最典型的哥特式阴郁和飞入云霄的雕塑,室内暗而庞然,墙壁像暴风雨的前兆压下来,气质冰冷,让人不寒而栗。

我在那一刻才有一点明白了那个土地测量员。他在山下城市目睹着悠然闲散的浅层精神,一抬头就能感受到城堡在云端的无形压力和看不见的变幻莫测。那是一种超越个人触碰范围的压抑不安。或许哪里可能都有这样上下两层,只是没有布拉格这样目力可见。

城堡的宫廷边,有一个笨拙的土黄色桶形建筑,在城堡的风格中异常扎眼。我问爸爸那是什么,爸爸说是苏联占领时留下的掩体。我远远瞪着它,它似乎蔑视地笑着看我。你看,它仿佛在说,我就是能把一切破坏。

站了一会儿,我的心里起了一些自己也说不清的变化。我似乎终于有一点明白这么多年爸爸为什么不回去了。留在这个地方,就相当于放弃掉所有的纠结的过往,从此之后什么都不求,也什么都不失落。你只是住在这里而已,它跟你没关系,因此你可以对它什么都不求,它对你也没有任何要求。你只是看风景,不用喜,不用悲,也不用担心自己的成绩和地位。这里和家乡如此不同,以至于一切都可以映照眼睛,却不照心。只是,这样真的好吗。

下山的路上,石级宽阔平坦得多。我双手插在裤子口袋里,低着头。爸爸见我不说话,等了一会儿问:“怎么了?想什么呢?”

“爸,”我说,“你相信吗,像我这么平庸的人,也想追求某种好生活……而且不是大家平时说的那种好吃好喝的好生活,而是……另外一种好生活。”

“相信。这有什么不信的。”爸爸宽慰我,“什么样的好生活呢?”

“我说不清。某种让我觉得……觉得有意义的好生活吧。”我说,“其实我知道我没什么好抱怨的。我现在各方面都还挺顺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毕业之后不管读书还是工作,都能有选择。虽然估计没什么大成就,但是我本来天赋就也不算太高,也不应该奢望什么。这些我都知道。但我心里就是不好受。爸你能明白那种感觉吗?就是心里总觉得焦虑,觉得不满意,还想找更多东西,可是自己又说不清不满意的东西是什么。”

“太明白了。”爸爸显得很宽容。

“我只是在想……”我有点乱,找不到合适的语言,“这个世界上有真正的自由吗?”

“你觉得现在不自由吗?”

“不是,也不能这么说。只是……感觉不到很自由。”我说,“我小时候一直以为某一天就能找到一种自由的感觉,可是现在一直找不到。其实现在没有人强迫或者奴役我做什么,可我就是不觉得自由。”

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述。我只是从山顶上开始,就又被那种虚无的感觉包围了。那是一种极为熟悉的感觉:人站在山顶的云雾里,除了白茫茫就什么都没有,任何地方都无处踏脚。越无从借力,就越发焦灼。不仅是因为毕业选择,还因为在更长的时间尺度上我不知道自己要朝什么方向走。更长的尺度,一百年,一千年,一万年。我会坐在宿舍里想象自己一万年以后是什么样子,却无法在现实中走出哪怕一小步。

这种感觉在期末考试前半个月暂时淡下去。从早到晚在自习室泡着,没时间吃晚饭,从教室出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骑上车也像是做梦一般。考完试之后仍然麻木,傻呆呆坐着。太忙碌和太放松都无法思考,以至于觉不出烦恼。直到在布拉格山顶,当它重新将我包围,我才有种逃无可逃的感觉。它一直在那儿,我能让自己暂时忘了,可是如果我不能真的找到突破的方式,它总是还会回来,将我困在其中。

我只能隐隐约约感觉到心里那股与它对抗的力量。微弱的、执着的、气若游丝却不消失的令人紧张的感觉。我的身体在六月天里打寒战。我不知道我到底想要追求什么,还是害怕什么。

“怎么才能找对方向呢?”我问爸爸。

爸爸浅笑了一下:“这个事你是问错人了。要是我知道,也不至于误打误撞这么些年。”

那天的对话到此为止,此后的两三天,我们没有再谈起这件事。直到离开布拉格之前的一个晚上,爸爸给了我或多或少的提示。那一个晚上我们去听了音乐会。我们在布拉格听了几次音乐会,我喜欢德沃夏克和勃拉姆斯,爸爸只喜欢贝多芬。那天晚上听的是《命运》,古老的剧场里,镶金绘画的剧场天顶被命运的敲击震得共鸣,脚下的座位都发出颤动。

从剧场出来,爸爸提议去剧场外的小酒馆喝啤酒。我去了,但兴致不佳。因为即将离开,而又不知道何去何从,一直心事重重。

“你前两天问我,怎么找到方向,”爸爸忽然开口说,表情有点郑重,或者说是惆怅,“我的感觉是,你得静下来听自己的心。找个彻彻底底安静的时候,听自己心里头怎么说。就像那四个音——”他哼起《命运》开篇的调子,“邦邦邦邦。我第一次听就觉得,那不是命运在敲门,而是有东西在敲心。”他挥手,做了敲击的动作,“人实际上就是被这声音追着走。你可能不知道方向在哪儿,但至少会知道某种感觉。如果方向不对,你怎么都会难受。一时不知道,早晚也会知道。”

我抬眼看看他。他的眼睛注视在酒杯上,反射着酒杯的微光。

“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在敲呢?”我问他。

他只摇了摇头说:“每个人都不一样的。”

爸爸的话让我心里起了微澜,慢慢发酵。当天夜里,我几乎彻夜无眠。我在半梦半醒间反复进入一个梦境。梦里是无穷多镜面组成的狭小的空间,我站在空间中央,左右都找不到出去的门。镜面上能看到晃动的歪曲人影,大笑的眼和嘴唇。而镜面后面是许多我看不见的眼睛。我在梦里左冲右撞。

第二天,在回程的飞机上,一丝碎裂的缝隙出现在我思绪的冰面上。那个时候我晕机,正在与头疼恶心的斗争中入睡。在飞机离地的睡眼惺忪中,我偶尔瞥见一眼地平线和玫瑰色的天光,冰冷而广阔,房屋微小,原野平整。俯瞰一切让我有一种旁观的感觉,旁观的感觉又慢慢转化为被旁观的想象。那一瞬间我突然获得一秒混沌中的澄澈。我开始明白许多日子里我焦虑而恐慌的是什么。在对苍茫大地的惊鸿一瞥中,有一句话闯入我的头脑,我知道那就是我怕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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